心哀大师钱端升

近日，阅读陈夏红的两本书：《政法往事》、《法意阑珊处》，有一个人让我久久不能释怀：现代中国政治学、法学的一代宗师——钱端升。

《政法往事》里有两篇记录钱端生的文章：《压伤的芦苇——“文革”中的钱端升》和《钱端升：“我大大地错了》。《法意阑珊处》有一篇钱端升自述的文章《不同的时代，曲折的道路》。读后，一种伤心不可阻挡地弥漫开来。人是会思想的芦苇，可是钱端升却是一棵“压伤的芦苇”，在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的时代里，钱端升仰天长叹：我大大地错了！这是一代宗师对一个时代的控诉与追问，与几千年前披发行吟赋《离骚》的屈原相类。

钱端升是什么样的人？1947年，时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钱端生用英文写就的《中国的政府与政治》成为哈佛、斯坦福大学的政治系教科书。北大任教，他与王世杰合写的《比较宪法》至今仍处在学科的顶峰，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销书。担任天津《益世报》主笔，八个月写出170篇针砭时弊、老到犀利的时评。

岂止才高八斗，在他的生命中飞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热血与情怀。1945年11月25日夜里，在西南联大的草坪前，人头攒动，灯火通明。钱端升大声疾呼：“内战必然毁灭中国”、“我们需要联合政府”。掌声雷动之时，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。子弹飞过师生的头顶，钱端升面不改色，声音愈加铿锵，与枪声相和。在场学子感叹：“这一幕，理应成为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，它让我们懂得什么是人的尊严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大师，却在文革中成为任人摆布的小丑。在政法大学退休的司机就说：“钱端升？哼，他妈的，文革时我们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！”也就是在1957年的北京市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，钱端生作了《我的罪行》的检讨，之后，钱端升再无一字留世。是的，他的心已经死了，而哀莫大于心死啊！

1957年，成为一个界碑，分出了两个钱端升，一个是大师，一个是不发一语的木偶。我们为钱端升鸣不平，我们更为一个荒诞的时代和造就这个时代的人痛心疾首！

钱端升错了，错生了时代！错在了一个学者而汲汲于政治！回国以后，他一再检讨自己的思想落后，一再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，一再靠近党组织，但是还是为人不断诟病，最后打倒在地，还要被人踏上一只脚。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”